我大学实习的地点是河南省漯河农科所，当时漯河农科所所长李继培自豪地谈起他们参加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迁飞害虫协作网，从此，我对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充满了无限的崇拜。幸运的是我毕业后来到了向往的植保所，那时的植物保护所还很清贫，只有棉病楼一座大楼，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都到棉病楼去报到。那时的所长办公室是在平房，当然现在已无踪迹。

到植保所后，先响应农业部领导的号召到基层劳动锻炼2年，那时去的地方是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乡（即现在新乡试验基地）。在劳动锻炼期间，齐兆生所长到基地看望我们，一同吃完饭后，齐先生首先考我们英语，然后是考我们专业问题。我记得他问起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用药剂拌种。当我们这群刚走到工作岗位的年青人不能给出满意的答复时，他详细解释了药剂拌种的原理及对药剂的要求。尽管30余年过去了，但往事历历在目。

       在植保所，我感受最深的是下乡蹲点，老一辈专家的科研成果都是从试验点上誕生的。在湖北省农科院蹲点时，屠予钦老师刚好也在湖北省农科院进行他的田间试验。他白天下田试验他的大粒剂、喷雾器，晚上在招待所奋笔疾书，写作他的农药使用技术理论，诞生了一部部填补国内空白的学术著作，开创了农药使用技术的新纪元。

那时工作的重点是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初棉铃虫大暴发时，魏岑老师在大量筛选的基础上，提出了防治棉铃虫的配方“灭铃灵”，由北京军区红旗生物激素厂生产，成为当时防治棉铃虫的特效药。

我当时在全国农药田间药效试验网，那时，电视广告都是日本东芝电视机和农药来福灵广告。是我们全国农药田间药效网组织全国农业科研单位协同攻关，加速了中国菊酯农药的开发，使上海十四药厂这样一个小厂一跃成为远东最大的菊酯农药生产厂，从此，电视上再也不见了日本农药的广告。

在那时，我深深感受到领导的关怀和老师的厚爱。冬天看到我们穿的单薄，陶志新所长、王智增、叶于芳、劳美玲老师经常问寒问暖，学习英语没有录音机，他们将自己的机器借给我们用，直到用坏，毫无怨言。但对公物要求很严，公私分明，照相机等公用物品必须批准后才能使用。那时我们组经费还是非常充足，但台灯坏了，一修再修，信封要求反复使用，纸张能用再用，能节省的地方一定节省。

很多老师是忘我地工作，我记得那时，无论年龄多大，很多老师都是整天在实验室或田间作试验，为了取得一手数据。李范老师、程春河老师、王智增、吴奎华老师直到退休时还在实验室忙碌，亲自作试验。李范老师在临终前几小时还要写坚持完他的日记。

很多老一辈热心地传授他们的知识，郭予元院士亲自给我们上统计课，有问题，他总是耐心解答，在他的带领下，全所的生物统计学水平大幅度提高。

还有我们姚所长，在复杂的局面中，仍然闲庭信步，挥洒自如。我们的成卓敏所长公正廉洁，敢于直言。

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让我难以忘怀，如郑裴能老师到退休之时，还每天坚持拖地打扫走道。我也曾暗下决心，天天拖好地，让学生和年青的同志每天能走进清洁明亮的实验室，创造一个健康向上的科研和工作环境，让他们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但是我一直没能坚持好。

总之，老一辈科学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闪光的学术思想，难以忘怀的事迹和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