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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云南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所特聘教授顾秀林表示，已经占到中国大豆使用量80以上的进口转基因大豆，其进口检测审批程序存在缺陷。顾秀林的上述表述再次将“转基因危害”摆在公众面前。

“媒体都说转基因食品吃了不好，我们家买油基本上都选非转基因的。”《投资者报》记者日前在家乐福北京某超市随机询问几位食用油的购买者时，一位略显富态的中年妇女表示，“最好别吃大豆油，花生油比较好。”

而货架一旁忙碌的促销员则使劲吆喝自己的产品非转基因，营养价值高，记者以顾客身份上前询问，发现该促销人员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非转基因油更安全、健康。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作物基因资源与基因改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首席科学家黎志康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目前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知识知之太少，存在各种各样的误解。“就拿大豆油来说，我们食用的主要是油脂，而转基因性状表现为蛋白质，所以原料是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对于大豆油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国的转基因水稻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受困于负面舆论的影响，迟迟不能够商业化。业内人士估算，如果我国不进行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推广，就相当于每年放弃了200亿元的收入。

被妖魔化的转基因食品

据了解，反转基因调门最高的是乌有之乡等网站，他们呼吁拒绝“帝国主义转基因食品及种子的入侵”，并将转基因食品的输入视为“一场无硝烟、不流血的生物战争”。这种反对的声浪越来越意识形态化，已经脱离了科技与产业的范畴。

记者发现，顾秀林对于孟山都公司的质疑同样由来已久。一位熟悉她的媒体人士告诉《投资者报》记者，耐人寻味的是，作为顾准之女的她却经常活跃在乌有之乡。

面对妖魔化转基因食品的言论，黎志康教授向记者详细地做了澄清。

黎志康认为，首先，对于转基因技术只有真正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少数人懂得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包括一些其他领域的专家都知之甚少，比如说转基因水稻中导入的BT蛋白，它是仅对于鳞翅目害虫有毒的，进入人的消化器官后，会像普通蛋白一样，消化成氨基酸或短肽等等通过小肠吸收了，而且BT农药作为可以使用在“绿色食品”生产中的生物农药已经被使用多年。

其次，各国对转基因的态度不一也被作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证据，尤其是因为欧洲对转基因食品监管得非常严格。黎志康表示，欧洲国家的粮食原本比较富余，转基因作物就显得可有可无，而这种对转基因技术的质疑，实际上成为欧洲建立农产品贸易壁垒的有效工具。

此外，就是一些环保组织和食品企业的不恰当宣传，比如一些食用油企业打非转基因概念，让老百姓以为更安全，健康，实际上转基因与非转基因原料榨出的油根本无区别。

绿色和平是知名环保公益组织，其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长期关注转基因议题。他在5月30日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并不反对转基因农作物领域的研究，我们坚决反对的是大规模商用化生产，因为目前转基因食品不能完全排除对人体有害的风险。”

对于社会上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极端抵制态度和一些夸大其词的谣言，方立锋也并不认可，不过他认为至少代表了一部分人群的态度。“我们在欧洲以及中国的调查显示，60以上的人群不能接受转基因食品。”

为此他们专门制作了一份《避免转基因食品指南》，每年发布一次，列出乳制品、果汁饮料、休闲食品等多个领域承诺不使用转基因食品原料的企业名单。

黎志康在记者提到绿色和平组织时直摇头，强烈表示不愿意看他们的东西。“科技是中性的，我们通常说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滥用这种技术确实会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使用它。”黎志康表示。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朱祯教授接受《投资者报》采访时也强调，“转基因技术如同其他科学，没有绝对安全之说，但是在能检测到和可预测的范围内是安全的。”

中国转基因技术已经落后

尽管伴随着持续不断的争议，但是，近年来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呈现直线上升趋势。

国际农业应用服务组织(ISAAA)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从1983年第一例转基因植物诞生，经过1996年转基因作物大规模推广，2011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6亿公顷，比2010年增加了8，大约占全球耕地面积的10。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由最初的6个增加到29个。其中，美国是绝对的种植大户，占全球种植面积的43，中国仅排名第六，且主要集中在种植转基因抗虫棉上。

“现在再不重视，将来要吃大亏。”黎志康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他目前并不直接从事转基因领域的研究，但了解转基因技术。他告诉记者，由于重视程度不够，中国曾经在转基因作物研究领域吃过大亏。“1994年以前，我国一直是大豆的出口国，由于没有及时跟进转基因大豆技术，现在严重依赖进口，每年进口大豆5400万吨，80是转基因大豆，失去了自主定价权。”

据了解，目前大豆的主要生产国是美国、巴西、阿根廷和中国，除了中国其他三个国家都采用了转基因大豆，其中美国和阿根廷，97的面积已经都种了转基因大豆，经济效益十分巨大。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对于转基因技术态度相当积极。据了解，巴西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连续4年呈现两位数的同比增幅，增长率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3030万公顷，相比2010年增加了20，目前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并成为为数不多的自主研发转基因产品进入商业化生产的发展中国家。

这无疑让中国政府感到不小的压力。

2006年中国政府通过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确定为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2007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种子行业里最大的央企中国种子集团公司并入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成为其全资子公司。靠上中化集团这棵大树，曾让外界对于中种集团在最炙手可热的转基因育种领域寄予厚望。

“我国有8000多家种子企业，做育种的不到100家，绝大多数只能称之为销售公司。”黎志康告诉本报记者，“中种集团可能是国内转基因水稻育种研发能力最强的大型央企。”

据了解，中种集团与华中农业大学合作研发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及杂交种“Bt汕优63”于2009年12月获得农业部首次发放的关于转基因粮食作物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当时各方一致认为，转基因水稻商品化种植应该是两三年间的事。

然而转基因水稻至今未被许可商业化生产。近日，中种集团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共同研制出全球首张水稻全基因组育种芯片，声称将大幅提高种子真实性检测准确性，提高育种效率。近年来，“原来一个品种平均8到10年的育种周期，现在只要3到5年就可完成。”

不久之前，中种集团立项投资50多亿元建设国家级种子生命科技中心，采用基因等高技术手段，依靠商业化育种模式，加快育种进程。

记者日前联系中种集团战略规划部，询问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进展，工作人员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透露，不过该公职人员表示，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进程完全得看国家的政策许可，目前他们只是在做研发工作。

审批慢错失良机

2008年7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正式启动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计划在15年左右时间里投入资金200亿元。朱祯对《投资者报》表示，加快转基因技术研发已成为各主要农业国增强农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抉择。

“与美国等种业强国相比，中国农作物种业研究起步晚、发展时间短，仍处于初级阶段，企业多、小、散，竞争力不强的问题突出。”黎志康告诉记者，“目前，我国持证种子经营企业多达8700余家，99没有研发能力，前10家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仅为13。”

黎志康认为，育种技术的落后很大程度归因于科研与生产相脱节，“我们很多优良的转基因作物种子，培育出来了却不能商品化生产，只能躺在实验室睡大觉。”

2011年4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也指出，“目前我国农作物种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商业化的农作物种业科研体制机制尚未建立，科研与生产脱节。”

“现在转基因育种的技术更新很快，一个品种的研发只要3-5年，而从实验室到市场化这一过程的审批可能要走5到10年，一个好的品种很可能在申请审批的过程中已经过时，不具有市场竞争力了。”黎志康说，这是管理体制上的问题，“美国转基因技术的发达与其宽松而有效的管理体制息息相关”。

国际农业应用服务组织(ISAAA)报告预计，2011年仅全球转基因种子的市场价值即超过132亿美元，是2011年全球商业种子市场370亿美元的36。2010年全球利用转基因技术获得的粮食及其他产品的价值大约是1600亿美元，年增长率约10。

目前我国政府已经批准抗虫棉花、抗虫杨树、抗病毒木瓜等转基因作物进行商业化种植生产。2009年首获批转基因粮食作物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基因玉米至今没有商业化生产。

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转基因作物获得安全生产证书后，还需通过品种审定，并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进入商业化生产。

玉米作为最主要的饲料作物，在中国播种面积在4亿亩以上，年总产量在1.5亿吨左右，目前是批准转基因市场化呼声最高的作物。

黎志康告诉记者，“出于粮食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国家需要加快发展玉米生产，这是放行转基因玉米安全认证的主要背景。”一位农业领域的资深人士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如果不推广转基因玉米，到2020年，我国玉米需求量将超过2亿吨，但产量只有1.7亿~1.8亿吨，供需缺口在2000万吨以上。”

水稻转基因受困 年损失200亿

2011年4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号出台，把“推进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列入重点任务。

2012年1号文件，再次强调了转基因技术，“继续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在农业生物基因调控及分子育种等方面突破一批重大基础理论和方法”。

“我国转基因研发起步比较晚，在主要作物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朱祯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但在转基因水稻领域我们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因为水稻并不是美国的主要粮食，对该项转基因并不重视。”

据了解，中国的转基因水稻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本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家相继完成了一系列水稻品种基因组“精细图”的测序及序列分析，同时，还培育了世界一半以上的转基因水稻材料，用于水稻转化的目的基因达50多个，性状涉及抗逆、品质、生物反应器、高产等。

“转基因水稻商品化从技术上来说已经完全成熟了，之所以迟迟不能推广应用问题在于其他方面。”朱祯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各种对于转基因粮食作物的误解和争议使得政府“慎之又慎”。

黎志康认为，偏于负面的舆论环境使决策层对于放行转基因水稻过于谨慎，“没有人拍板”，“以已经拿到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为例，如果从2001年环境释放试验算起其审批过程已长达10年。”

无法商品化显然阻碍了转基因研究的进一步投入和技术更新。黎志康告诉记者“部分以转基因项目名义申请的经费只好被用到别的研究领域了”，“国家在转基因研究领域投入这么多钱，但消费者享受不到这一技术带来的好处。”黎志康觉得特别惋惜。

水稻是亚洲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也是世界50以上人口的主食，据了解，中国目前水稻种植面积约2667万公顷，每年的农药用量在十几亿元以上。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黄季焜研究员做过研究，转基因水稻节约农药80，增产6－9。据业内人士估算，“如果我国不进行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推广，就相当于每年放弃了200亿元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