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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搜索“彭于发”时，他的研究课题、演讲主题、参加会议时的发言、做客媒体时的对话，每一条对这个名字的描述，都会出现另外三个字---转基因。彭于发与转基因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带着这个疑问，我们采访了彭于发，倾听他与转基因的故事，体会他奋战在农产品安全领域的炽热时光与点点滴滴。
彭于发，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现任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风险分析委员会委员，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植物病虫害生物学、生物防治和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研究工作，发表研究论文、编著、综述评论等各种著作100余篇（部），拥有发明专利12件，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项。
30多年前，国内并没有几人知道转基因，更不知道转基因可以带来什么，而这恰恰给了彭于发第二次让生命发光的机遇。当年，26岁的彭于发刚从美国学成归来，准备大展身手，却在一年后查出患有肾衰竭，这让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开始步入婚姻生活的彭于发面临人生的极大考验。现在已年近花甲的彭于发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仍就很低沉，但却很坚定，“接受了一辈子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熏陶，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有着坚定的原则，处处落实在行动中，融化在血液里。”他说，上学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当兵保家卫国；二是攻读大学，用知识为国家作贡献。因为身体不好，就专心做了研究人员，专攻病虫害防治。没想到，正当学成之时，又因肾衰竭，不能接触化学药品，而转投转基因安全领域。于是，拖着需要换肾的柔弱身躯，他毅然敲开了转基因科学的大门，一干就是几十年，也由此拉开了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研究的大幕。
我国的农药和化肥使用量逐年猛增不减，生态环境日趋恶劣，于是，带着拯救我国乃至世界农产品安全的宏愿，彭于发踏入了国内几乎无人触及的转基因研究领域。为了打破自身条件的限制，他想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合作者提供新的思路和想法，发挥各个专业的优势特长。经过几年的艰难探索与奔走协商，他慢慢看到了希望与前进的方向。他带领团队和众多合作者开启了转基因安全评价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研究。迄今为止，彭于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会议已有10余次，成为代表中国在世界转基因领域发声的专家。
谈到如何合作共赢，彭于发说，自己就相当于一个联络和学术思想中心，起到提出思想、举荐人才、配合工作的作用。按棉花、小麦、玉米、大豆、水稻等研究作物分给各领域专长者，确定方向，密切交流，使得对转基因安全的研究成为一个流畅、完善的功能体系，在优化、整合资源后，及时地抢占了转基因安全评价技术的制高点。彭于发坦陈，自己不能长时间的待在实验室，能取得今天的成果，是大家跨领域努力合作的结果。
彭于发坦言，在1989年已经在田间试验应用了防治病害的基因工程菌,也仅限于试验，因为那时候国家并没有转基因安全管理的法规支持，“这一尝试是走在世界前沿的，我在参加国际会议时经常受到质疑，因为我们没有安全管理法规和安全性试验数据,而创新性的研究必须有法律法规的支持才会在国际上更有底气。”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彭于发开始积极地学习国际上生物安全法律和技术方面的知识，多次建议国家加强转基因安全法规建设和学科发展，并最终真正走上了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领域的领头之路。
“当你感觉到哪些地方不方便了，就意味着在这些地方存在创新点”，作为农业部和国务院有关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彭于发抓住了转基因领域的空白点，后来连续成为国家973计划《农业重要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研究》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评价与控制基础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历经近20年努力，设置了转基因生物安全学科分支及其研究方向，组建了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队伍和人才，构建了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理论、技术和方法体系，研制了一批生物安全风险评价与控制新方法和技术标准，取得了一系列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重要进展，为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育种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学技术支撑和安全保障。
作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彭于发与各成员始终以严谨的态度和行动维护着中国转基因的生物安全底线。他说，在对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即科学原则、个案原则、比较分析原则和逐步完善的原则。
了解彭于发的人都知道，他是转基因安全的忠实守门员。谈到转基因农产品是否可以安全应用，彭于发从不随意妄言，他总会强调要个案分析，根据具体产品，通过大量实例阐述转基因安全可控、可信性。他总结道，坚信转基因安全主要是有三大方面的保障，一是转基因作物的科学筛查和优势表现，即技术成熟的保障；二是严格把关的转基因安全法规及措施，即政策法规的保障；三是活跃的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即社会的保障。
彭于发表示，转基因作物优势明显。通过对转基因水稻和非转基因水稻种植农户的追踪调查，积累了大量的田间试验科学数据，研究了处于生产性试验阶段大田种植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对农民生产和农民身体健康的影响。结果显示：转抗虫基因水稻品种较相对应的非转基因水稻品种增产6-9，可降低80的农药施用量。因此，种植转基因抗虫作物将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明显提高农民的收入。
据彭于发介绍，我国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进行了战略投资和加强研究，与此同时，政府和社会公众也非常重视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针对农业领域的转基因生物，我国以严格的科学评价为基础，并且依法实施规范管理。
彭于发认为，我国转基因安全的条例和法规有着鲜明的科学基础性和法律强制性，且涵盖广泛，即纳入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的种类齐全，无论是转基因植物、转基因动物，还是转基因微生物，以及由这些所衍生的转基因的产品，统统囊括在内。同时，贯穿到从转基因技术到产业化推广应用的全过程。在研发、市场加工、经营、进出口贸易等各个环节，实行细节化安全管理。
在谈到如何保证评价效果时，彭于发自信满满，“按照风险程度由低到高划分为安全转基因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一级是没有风险的，四级是具有高度风险的；而对研发阶段实行分阶段的安全评价管理，分别为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示范、生产试验和安全证书。”
彭于发表示，总结起来，转基因技术是大势所趋，具有明显的先进性，能解决三个问题：使农产品质量安全好起来；减少农药使用，节水，使农业生态环境好起来；在单位面积上提高农业生产率，提供更多更优的农产品。
虽然转基因在当代是一个火热的词汇，我国的转基因技术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在世界上也处于先进水平，但是人们还是会“谈虎色变”，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彭于发解释，事实上，转基因技术的原理很简单，我们的研究也很多、很广，只是科研工作者大都只关注发表科技论文，而忽略了向大众及时传播，造成了转基因在群众中的神秘感。因此，他提出下一步要加大科普传播，报纸和网络等媒体资源都应利用起来。那么，转基因技术与其他作物育种技术又有何区别？彭于发用浅显易懂的描述介绍了真正的“转基因技术”，即所有的遗传育种都是对基因性状的操作，传统遗传育种技术不能达到基因水平，需要经过多代优中选优才可获得目标性状，具有随机性和遗传基因资源的局限性，且耗时费力。而转基因技术具有几大优点：一是基因来源广，不受遗传物质交流的物种限制；二是有针对性，直接对目的基因进行操作，精确度极高；三是革命性，可以使对象物种产生从无到有的目标性状；四是安全可控性，多重法律法规的约束与安全评价，且流通进市场前必须贴有标签，这就为转基因产品办理了层层坚实的保险。因此，转基因产品完全可以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