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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于发坚信，转基因安全需要三大方面的保障：严格把关的转基因安全法规及措施；转基因作物的科学筛查和优势表现；活跃的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

　　4月17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安全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主任彭于发研究员在该院举行的农科讲坛上指出，通过安全评价程序而确保上市的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都是安全的；近20年全球几十亿人食用转基因产品，至今未发生一例安全问题；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和我国大量科学研究均认为，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同样安全。

　　立法：保障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基石

　　1989年，我国已经在田间试验应用了防治病害的基因工程菌，但由于当时政府并没有制定转基因安全管理法规，国际上经常质疑这一做法。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彭于发开始积极学习国际上生物安全法律和技术方面的知识，多次建议国家加强转基因安全法规建设和学科发展。后来，他连续成为国家“973”计划“农业重要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研究”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评价与控制基础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历经近20年努力，设置了转基因生物安全学科分支及其研究方向，组建了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队伍和人才，构建了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理论、技术和方法体系，研制了一批生物安全风险评价与控制新方法和技术标准。

　　“我国的转基因农产品生物安全管理被国际上公认是科学的、严谨的。”彭于发介绍，目前，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环境规划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等制定了一系列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和标准，是全球公认的评价准则。我国遵循这些国际法规和技术标准，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全面系统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法规制度和一系列技术体系。

　　在法规上，我国在转基因生物安全方面最高的法规是国务院2011年发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它对国内研发和从国外进口的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在我国如何进行评审和安全监控管理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农业部据此先后出台四个《办法》，分别是安全评价、标识管理、进口安全管理和加工审批管理，此外还根据科技进展和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公告、技术指南、技术标准和规范。

　　“在技术上，主要有三个层面，构成保障转基因生物安全的体系。首先是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来负责安全性评审。”彭于发介绍，而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制定120多项标准；全国还有39家通过认证的转基因检测机构分别从事转基因生物成分、环境安全、食用安全的检测。

　　我国的安全评价决策程序有三方面：研发人和研发单位是第一责任人；第二是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进行科学评审；之后由农业部和12个部门组成的部级联席会议综合决策。

　　“转基因安全管理在中国确实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彭于发说。

　　技术：支撑转基因生物安全的体系

　　彭于发以2009年取得我国安全证书的抗虫水稻华恢1号为例，重点介绍了科学技术在保障转基因作物安全方面的关键作用。

　　抗虫水稻获得安全证书经历了5个阶段：实验研究、中间试验、10亩左右的环境释放、30亩以上的生产性试验、申请安全证书，前后大约11年时间，从分子特征、食用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3个大方面进行安全性评价分析。检测发现，华恢1号专一、高效地控制二化螟等水稻鳞翅目害虫。

　　其中，对于广受关注的基因漂移问题，彭于发的研究发现，水稻花粉基因漂移频率一般低于50，其中不育系的漂移频率较高为30~50，野生稻不到20，栽培稻一般情况下低于5。通常情况下，基因漂移只能通过空气传播2~5米。实际上，距离在1~2米之内可能是超过10的基因漂移几率，2米之外就会降低到1以下。这已经可以满足贸易上的标准。“而现在国家的技术标准是100米，可以说加了很大的保险系数。”彭于发说。

　　其次，第三方检测机构还选择草蛉、瓢虫、蜜蜂、家蚕、跳虫、水蚤等，研究了抗虫水稻对天敌之外的其他昆虫是否有生态学影响。结果发现，转基因水稻的杀虫蛋白有时会通过其他虫向标靶害虫传递，但每传递一次，蛋白数量就减少一次，大部分被排泄了。“也就是说，在食物链中不积累。”

　　针对大家最关心的食用安全性问题，他们进行了毒理性和过敏性实验。结果证明，转基因水稻不仅无毒副作用，而且很容易消化，不会对人产生致敏性的反应。更进一步，为了回答长期食用安全与否的问题，他们还在动物身上应用公认的实验模型进行了放大100倍以上的超常量实验，来代替人体试验。“最后都证明是安全的，转基因抗虫大米是可以放心吃的。”彭于发说。

　　公众：舆论监督的社会环境

　　面对转基因作物，公众心中的问号很多，包括：食用安全，认为吃了之后不安全，害怕会危害身体健康、影响下一代；环境安全，认为种了之后，引起杂草耐药性、害虫抗性和危害生物多样性等；产业安全，放开商业化之后，可能会影响我国的产业安全等。

　　彭于发解释，事实上，转基因技术的原理很简单，我们的研究也很多、很广，只是研究出来后，科研工作者大都只关注于发表看起来高大上的科技论文，而忽略了向大众及时传播，造成了转基因在群众中的神秘感。因此，他提出下一步要加大科普传播，报纸和网络等媒体资源都应利用起来。

　　实际上，他自己就在很多场合积极向公众“科普”着转基因农产品安全知识。在这些公开场合，面对一些“反转”人士的提问，他立场鲜明的答案有时甚至让同行的科学家们都觉得意外。

　　对于他的做法，和他共事多年的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表示赞同和支持。黄大昉说，转基因安全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可是由于过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的干预参与，使它变得非常复杂和敏感，老百姓搞不清楚。“作为一个科学家要勇敢地站出来，为了捍卫科学精神，为了科技发展，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彭老师做到了，所以给他点赞。”黄大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