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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央视一则《我们恨化学》的广告引发热议,专家学者指斥该广告毫无科学素养、严重诋毁化学形象。之所以出现这种广告,根源在于公众对化学品的认知恐慌,而恐慌来源于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给公众做的“化学科普”。碰上一些本身缺乏科学常识又懒得认真求证的媒体,人们在认识三聚氰胺、苏丹红、乙烯利等化学品的时候,被强化的总是有毒有害的负面记忆,化学品就这样被妖魔化地定格在了普通民众的意识中。
近年在农业领域,这种社会心理被一些商家和媒体所利用,远离农药化肥似乎成了安全健康的代名词。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启动以来,更有些媒体以吸引眼球为目的歪曲零增长行动的本意和实质,借机炒作农药化肥过量施用的危害,相关企业和组织出于利益动机也夸大其词,农药化肥被描画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土壤退化、伤害人体健康的“罪魁”,还出现了“化肥残留致癌、导致不孕不育”等荒谬说法。甚至个别地方政府还开展了所谓“全域农药化肥退出计划”,可见公众在虚拟空间对农药化肥的非理性认知,已经影响到现实社会科学的减量行动,不能不引起重视。
理性看待化肥农药应有历史眼光。也许是当前充足的农产品供给,让人们淡忘了不曾远去的饥饿记忆,更忽略了农药化肥在农业生产中一直发挥着的重要作用。生于上世纪70年代及之前的人大多数挨过饿,那不是一顿饭、两顿饭没吃饱的饿,而是长期吃不饱的饿。如果没有化肥,粮食亩产还将在低水平继续徘徊,根本满足不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需求。这正是70年代后期,国家耗费巨额资金引进一批化肥厂,提升化肥生产能力的原因。也正是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共同推进了80年代初粮食产量的迅速增加,让我们摆脱了饥饿的困扰。据测算,化肥施用对我国粮食产量的贡献率在50左右。而农药的施用更是从病虫草害的“口”中夺粮,保住了靠化肥增加的粮食产量,因为农作物病虫草害引起的损失最多可达70,通过正确使用农药可以挽回40左右的损失。
有专家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用仅占全球7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成功的经验在于良种的使用、水利灌溉条件的改善和农药化肥的施用,它们对粮食产量的贡献之比为3∶1∶4,农药化肥的权重可见一斑。
当然,理性看待化肥农药还要有发展眼光。目前,我国已经远离了农药化肥匮乏的时代,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传统施用习惯等原因造成农药化肥量用得多了,利用率又不高,导致土壤板结、农残污染等问题。我国亩均施肥量为60斤、用药量为2斤,平均利用率分别仅为40、35,远低于发达国家。现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我国的化肥用量是美国、巴西等国的3-4倍,其实这种说法既不科学更不公允。他们一年种一季,我们种两季。如果把美国生产1斤小麦、玉米的化肥施用量乘以2,与河南1斤小麦或黑龙江1斤玉米的施用量相比,绝对不会有4倍的差距,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如果真有4倍的话,庄稼早就烧死了。而有关农药的真相是,农业现代化程度越高,农药的使用量越大,发达国家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是发展中国家的1.5-2.5倍。
更何况,化肥不同于一般的化学品,它是作物的养料,即使过量施用,过上一段时间是可以分解并重新吸收。而我国的农药主流产品是绿色仿生农药,靶向专一、低毒、低残留、易分解,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可怕。
理性看待化肥农药才有助于零增长行动开展。零增长绝不是不用农药化肥,而在于通过提高产品质量、研制新型高效产品、改进施用方式从而提高利用效率,达到农药化肥减施、环境友好的效果,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可持续。经科学测算,2015年行动实施以来,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35.2,比2013年提高2.2个百分点,减少尿素使用量100万吨;农药利用率为36.6,比2013年提高1.6个百分点,减少农药使用量1.52万吨。这充分说明科学用肥、精准用药,提高利用率本身就是在减少用量,化肥农药减量既有成效,也仍有空间。
所谓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一代人有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农业化学投入品的认识,媒体不应该罔顾事实,一味夸大其危害,而应当引导公众客观理性看待,为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的顺利开展,为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