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因病虫草鼠等有害生物危害，导致的粮食损失约占全部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

中国是全球农作物遭受有害生物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的发生面积大约65亿亩次。常年发生的有害生物种类达1600多种，其中严重危害的有100多种。

尽管病虫草鼠等农业有害生物常年发生，但近些年造成严重损失的现象却越来越少，这得益于我国领先世界的植保体系以及坚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陆宴辉介绍，通过有害生物的有效防控，我国每年挽回的粮食损失为两千亿斤左右，接近全部粮食产量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我国植保工作在粮食方面的贡献，相当于让我们拥有了三亿亩的隐形耕地。

虫害防治：粮食的重大威胁该如何应对

在生活中，植保工作通常被简称为病虫害防治，但事实上，植保工作中防治的有害生物类型很多，包括病、虫、草、鼠等对农作物造成的侵害。

陆宴辉介绍，“植保就是对这些危害农作物的有害生物进行监测、预警和防治。因此，植保工作者也常被称为植物医生。”

有害生物的威胁，贯穿着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全过程，从播种到生长，从管理到收获，从储存到运输，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出现有害生物的危害和侵扰，“有害生物除了导致严重的产量损失之外，也会导致农产品质量的下降。”陆宴辉说，“比如有些农产品受危害后，容易腐烂、变质，甚至产生对人体有毒害的物质。”

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作物遭受有害生物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多年来的连续丰收中，我国的植保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新中国成立起，我国就开始建设一整套完善的植保体系，数十年中从无到有，到今天，中国的植保体系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陆宴辉介绍，经历七十多年建设，我国已经建成了一个覆盖各个省、市、县，涵盖科研、推广、服务等领域的植保体系。

陆宴辉介绍，“在我国，常年发生的有害生物种类达到1600多种，其中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也有100多种。如果不进行防治，粮食作物损失将在15%以上，棉花损失将在20%-25%，果蔬损失将在25%以上。植保工作，就是虫口夺粮，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我们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植保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植保体系：中国植保能力领先世界

我国的植保体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个体系主要有三部分，科研教学体系，技术推广体系，社会化服务组织。科研教学体系主要由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组成，比如中国农科院及各省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及各地农业院校，其主要功能是推进植保学科的建设发展、人才培养，以及围绕农业生产中重大需求开展植保科技攻关，创新有害生物防控理论、技术、产品等，是植保科技创新与进步的源头。” 陆宴辉说，“当然，近年来企业的研发能力明显增强，在植保技术、产品、装备创制上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科研教学体系并行的，是技术推广体系，陆宴辉说，“我国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的完整植保技术推广体系。这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公益性的植保体系，在全国，大约有两万名的植保专业技术人员。与此同时，很多乡镇还配备农民技术员。这个体系非常重要，把科研、教学单位的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农民可以理解、接受和应用的实用技术，推广到实际生产中。也就是说，技术推广体系使植保技术从最初的研发，到最后一公里的应用，基本是畅通的。”

在我国，还有一个非常活跃的植保群体，即社会化服务组织。陆宴辉介绍，“社会化服务组织近年来发展非常快，包括植保公司、专业化防治组织、合作社等，他们为农户提供植保服务，解决生产问题。比如植保无人机统防统治，大部分由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来主导和实施。2021年，全国大约有10万架植保无人机，喷药防治10亿亩次左右。因此，社会化服务组织对植保高新技术产品的推广应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技术进步：从农业防治到绿色防控

数十年中，这个庞大和周密的植保体系，也经历了多次技术的革新与升级。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化学工业体系尚未发展起来，农业防治是主要的防治手段，陆宴辉介绍，“农业防治，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改善农田环境等方法，减少或避免有害生物的发生和发展。这一方法最成功的例子，就是东亚飞蝗的治理。”

陆宴辉表示，“蝗虫喜欢滩涂荒地等生境。通过农田建设，把滩涂地建设成农田、鱼塘等，让蝗虫失去了生存繁殖的温床，从而有效解决了困扰中国数千年的蝗灾问题。”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化学工业快速发展，这一时期，化学防治成了主要的防控措施。陆宴辉说，“就好像人最初使用抗生素时，效果非常明显一样，化学农药也是如此。这使大家有了化学农药万能的错觉，进而大量单一地使用化学农药。但实际上，时间长了以后，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有害生物抗药性、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等。”

到七十年代，化学农药不科学使用的副作用大量显现，这引起了当时社会普遍的重视，陆宴辉说，“1975年的全国植保会议上，确定了植保工作方针，就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所谓的综合防治，就是协调使用多种技术，包括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等。这个阶段，我国在稻飞虱、小麦条锈病、棉铃虫等重大有害生物防控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都是在综合防治理念指导下实现的。”

进入新世纪后，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普及，植保领域也再一次得到了发展。2006年，我国明确提出绿色植保概念，植保发展也进入了绿色防控阶段。陆宴辉介绍，“随后，一些高毒农药被陆续禁用，绿色防控技术和产品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并被广泛应用，既实现了有害生物的有效控制，又保障了农作物安全绿色生产。到2021年，我国化学农药的使用，已经连续五年实现了负增长。”

虫口夺粮：每年挽回三亿亩隐形耕地

时至今日，粮食大面积绝产，或者如古代蝗灾那样造成严重危害的现象，在中国几乎不可能发生了，背后正是这一整套植保体系在发挥作用。

陆宴辉介绍，植保就是在虫口夺粮，成绩如何呢？“发达的植保体系和不断进步的植保理念、技术，保障了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以粮食为例，每年通过有效防控，我国挽回的粮食损失在两千亿斤左右，接近总产量的六分之一。这相当于通过植保我们拥有了三亿亩的隐形耕地。”

植保还有效保障了植物生物安全，陆宴辉说，“当前，全球贸易发达、人员交流频繁，这也有助于造成有害生物的流动和转移。外来生物到了新环境中，由于缺乏自然天敌等因素，一旦它们定殖下来，就很可能造成种群剧增的现象，从而形成严重危害。典型的如草地贪夜蛾防治，这是我国农业生物安全领域的一个成功案例。草地贪夜蛾在2019年初入侵后，扩散非常快，严重威胁我国玉米的安全生产。但通过全国植保体系的共同努力，有效控制了草地贪夜蛾的发生范围和危害程度。”

对普通人来说，植保其实并不遥远，因为它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直接相关，简单来说，农作物生产中农药用少了，农产品上农药残留自然也就少了；有害生物防控措施到位了，农作物受害程度就轻，影响农产品安全的黄曲霉毒素、呕吐毒素等自然就少了。陆宴辉介绍，“植保工作的完善，有效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十多年前，我国农产品质量的问题还较为突出，但近些年，农产品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农产品质量合格率达到98%，这和植保行业中减施化学农药、推广绿色防控是直接相关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植保经验，还在为世界贡献着力量，陆宴辉介绍，“比如我们的草地贪夜蛾绿色防控技术，得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充分肯定，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广泛推广。这意味着，我们为世界提供了有害生物绿色防控、农作物安全生产的中国方案。”

未来发展：对手不断进化，斗争永不停息

 在农业生产中，和有害生物的斗争是永恒的话题，人类在不断寻找更有效的植保技术，有害生物也在不断适应且进化出相应的应对能力。

“有害生物的发生规律不是一成不变的，1600多种有害生物，在田间不停演替和变化，需要不断创新和研究，阐明新的发生规律与灾变机制，创制新的防控理论和对策。”陆宴辉说。

在今天，随着粮食安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植保工作也在不断加强。陆宴辉说，“2020年《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的颁布，开启了依法植保的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则把植物疫情防控纳入其中，使植保工作上升到了国家生物安全的战略地位。”

在未来，陆宴辉认为，植保的发展仍面临着很多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首先是植保理论对策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农业生产中的新形势与新要求，比如全球气候变化、农业结构调整等。其次，植保技术产品需要创新，包括监测预警、综合防治等方面的技术产品。植保和人类医学一样，最好的方式是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防患于未然。技术产品的创新方向是更加绿色安全、更加自动化智能化。另外，植保技术模式也需要创新，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越来越多样化，传统的小农户和新型的集约化生产者，对实用技术的需求不尽相同。不同区域也需要不同的防控模式，比如平原地区、农牧交错带、生态脆弱区等，都需要更科学更精准的技术体系，为农业绿色安全生产、乡村振兴提供更好的植保科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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