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农学家的情怀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 郭予元

　　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每一项成功的取得都要付出辛劳、倾注心血、克服艰辛，郭予元在农业科技战线上获得成果的经历，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
 

　　1953 年9 月的一天，天高云淡。一辆破旧的客运敞篷大卡车，颠簸在陕西西安到宁夏银川的公路上，扬起了阵阵尘土。一位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的男青年，挤坐在车后面，用充满好奇的目光急切地向远处田野张望着，脸上带着兴奋紧张的神情,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大西北。他叫郭予元，还未满21 岁，是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的一名高材生，此行是奔赴他主动报名要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的地方——大西北的宁夏。
　　他认为：自己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为新中国、为党争光，哪里艰苦到哪里去，就是自己的志向。
　　1933 年，郭予元出生在一个多子女家庭，幼时因父亲破产，又遭上海沦陷，日寇铁蹄践踏黄浦江两岸，家里的生活每况愈下，只能靠变卖东西维持。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使得他从小就懂得了人生的艰难，知道了国家贫穷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人穷志不穷！郭予元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学习上取得好成绩，长大后报效祖国，让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在上海读高中时，连续3 年6 个学期他都是年级第一名，对此学校免收了学费，同时他也养成了在艰苦条件下刻苦读书的好习惯。1949 年，上海解放了，郭予元迎来了自己一生中难忘的秋天——他一口气报了5 个名牌大学并被全部录取。他选择了清华大学昆虫系，后因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昆虫系和其他一些院系合并成为北京农业大学，由此他成为一名农业大学的学生。
　　从清华到农大，他不大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可经过学校对新生的入学教育，尤其是当他下乡实习，看到漫天的蝗虫疯狂地吞食着庄稼；看到灾农在因虫害绝产的田头落泪，甚至在地头点香求神驱虫的时候；当他在农民的土炕上，听他们讲对摆脱贫穷能吃上饱饭的渴望之时；当他坐在宽敞明亮的农大教室里听国内一流的农业学者刘崇乐、陆近仁、胡秉芳等先生授课的时候；当他一遍又一遍读革命史，为先烈们的事迹而感动的时候……他的思想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既然已经上了农大就要负起责任，要为发展祖国农业科学而奋斗。他懂得了一个企盼国家独立富强的青年就必须要肯为建设新中国而奉献自己。从那时起，他变了，他变得爱上了农大、爱上了农学、爱上了植保专业，他聪明好学，刻苦勤奋，成绩优异。“既然不能去抗美援朝流血保卫祖国，就应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设祖国”。在毕业志愿表上，一直为没能够参军到朝鲜前线而遗憾的郭予元写下了十个大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这样，他义无反顾地奔赴了当时交通不便贫穷落后的宁夏。
 

　　“牛车来喽，买水喽。”“水牌呢? 你交了几个水牌？”在一阵吆喝声之后，几个年轻学生模样的人把一桶桶水提进了小平房。
　　“快看书吧，要不又该停电了……”，“这发电机太老了，比我爸岁数都大。”小平房里省农技推广站的几个小年轻在议论。
　　这就是1953 年的宁夏银川。当时的宁夏，还没有成立自治区，银川是省会，可这里没有一条柏油路，没有一座楼房，连省政府都是几排平房，城市规模就像内地的一个小镇；吃水靠牛车送，发电机还是清朝留下来的。郭予元被分到了省农技推广站，报到后被派下乡蹲点，当时没有公交车，近靠步行远骑单车，带上行李用具土路上一骑就是百多公里，连屁股都磨出了泡。他吃住在农民家里，白天下地了解病虫害的情况，向农民学习，也向他们推广防治技术；晚上在油灯下带着问题查书找答案，边干边学。在田间地头、村院农舍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生活工作条件虽艰苦，但得到农民的认可和信任，初战告捷。冬季回到推广站，在小平房做实验，研究病虫害是怎样发生、怎样防治的，写报告、写总结、办培训班、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还附带着学外文……这个上海小伙子有着使不完的精力，从不叫苦叫累，站里领导和同事对他都很满意。
　　最让他难忘的是对稻瘟病的防治。宁夏作为引黄灌区，水稻是主要农作物之一，稻瘟病连年大发生。为了研究这种病的防治方法，1955 年调他到农业试验场，单枪匹马挑大梁，负责这个项目。他常常在水田里一泡就是四五个小时，稻田里施的羊粪在烈日下发酵，使他的腿上长满了脓包，当地人叫羊粪疙瘩，远看像是穿了一双黄靴子，刺痒难熬。可他“穿着一双黄靴子”愣是每天走十多个田块观察病情，并定时更换病菌孢子捕捉器上的载玻片；搞盆栽、查文献，到气象站查资料分析天气与病情变化的关系，自学统计分析，最终用辛苦换来了出色的成果：他能用7 月的雨量与雨日较准确地预测8 月份稻瘟病发生的程度，做出了用前期叶瘟病情较准确预测后期穗瘟病情的预测模型，提出了高效控制稻瘟病的药剂防治技术规范。因出色的工作表现，他被省里推荐参加了稻瘟病考察团去全国主要稻区考察。
　　说起宁夏科研，他另一个出色的成果是对小麦上发生的麦种蝇和其他一些疾病的防治，为此他选中了1958 年宁夏成立自治区时新划入的西海固地区进行研究。在这个宁夏最穷的地方，他一扎就是几年，终于搞清了这种虫害的发生规律并找到了控制其危害的方法——用辛硫磷拌种，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外，将大面积小麦腥黑穗病病穗率大幅压低、消灭豌豆象虫、控制杨树上的腐烂病等，都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
　　郭予元是勤奋的，也是聪明的。因为他勤奋，很多苦活难活都让他干，这也使他在艰苦的磨练中逐步成长起来。因为他聪明，很多岗位他边学边干都能够胜任，且干一行爱一行。在宁夏29 年半，他当过农技推广员、技术员、农校教师、农学院教师、植保所所长。他关注几乎所有宁夏农林作物的重要病虫害，教过中专植保范畴所有的专业课，多数都是自编教材。由于他总是被调来调去，岗位常变，有人惋惜：“领导把你当万金油了，哪儿需要往哪儿抹，怎么能出大成绩？”对此，他只是淡淡地一笑：“生产上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事儿都得有人干，分配给我的工作，就是我的阵地。”就是靠着这种甘当“万金油”的精神，他在宁夏的科研工作硕果累累，获得过3 次宁夏科技奖，因为对宁夏农业昆虫调查和有关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和合作者还获得了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宁夏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
　　生活上的苦累、工作上的困难还不是他最难应付的，让他最难忍受的是由于他有4 个哥哥姐姐在海外，那个年代他自然被列为控制使用和审干对象，政治上受到歧视。1955 年在业务场长的支持下他报考了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前脚场长给报了名后脚书记就给学校发函“此人历史未做结论不宜录取”。运动一来，他不是“白专典型”就是“拔白旗”的对象，挨批判是少不了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首当其冲和妻子都成了被“专政”的对象，几次被抄家。在他的经历中曾有过一件挨斗的往事：那是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他白天刚扛过70 多包稻谷，带着一身的疲倦和汗水回到家中，还没端起饭碗，就被人叫去开会了，一进会场，他大吃一惊，原来今天被批斗的主角竟是自己！口号阵阵，有人说他是毒蛇，有人说他是牛鬼蛇神，还有人狠狠地踢了他两脚……无奈之下他也只好跟着喊起口号，可直到批斗会结束，他也没搞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错在哪。像这样的荒诞闹剧在那个年代是经常发生的，他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他相信“人祸”长不了，党和国家正遭受的劫难是暂时的。他不管多么乱，都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偷偷看文献，偷偷搞翻译，搞田间调查，为科普小报写稿，什么都干。“绝不能让光阴白白浪费掉。国家要我们向科学进军的春天一定会再来！”这就是郭予元的心声，这就是一个正直的农学家在那个年代仍坚定不移的信念。
 

　　几番风雨、几度春秋，一转眼时光到了1982 年。冬天，在北京刺骨的寒风中，从火车站走出了已担任宁夏农科院植保所所长近4年的郭予元，身边是他相濡以沫的妻子。从1953 年俩人离开北京已近30 年了，此刻重返北京，他们的心情无疑是十分激动的，但同时又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是老专家吴福桢慧眼识英，把郭予元调到了急需人才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在有的人看来，从宁夏小科研所一下调到中国的权威大机构是一步登天，可在郭予元看来，却是重任在肩，他还是抱着甘当“万金油”的想法，哪里需要往哪抹。基调室、麦虫室、棉虫室……用他自己的话讲，恰似排球场上的自由人，什么位置需要，就立即上场，干一行钻一行。从1983 年起直至20 世纪90 年代初期，他几乎每年都有3~4 个月下农村基层，他总是能结合实际提出科研思路。棉铃虫是我国棉花的最主要害虫，每次大爆发都会使全国棉花减产二三成，经济损失在百亿元左右。由于宁夏基本上不种棉，他50 岁已过才开始研究棉铃虫，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多年基层科研工作的经验，带领着一个课题组，几年后解决了棉铃虫防治中的重大难题，一举拿下了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他们的科研成果“新乡示范区控制棉铃虫猖獗危害配套关键技术”，在1992 年棉铃虫特大爆发期大显神威，不但使重灾区新乡县示范区内3 000 多公顷棉田免受棉铃虫猖獗的危害，达到平均亩产皮棉70 公斤以上，成为全国在棉铃虫爆发年份成功控制其危害的防治典型，而且直接推广应用到冀、鲁、豫、陕等棉花主产区后，在47 万公顷棉田中成效显著。为这项技术推广应用，他和同事们还培训了数千名农技骨干，出版了多本有关棉铃虫防治的学术专著和科普读物，制作了多套科普幻灯片录像，使广大棉农从中受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项研究，郭予元和他的课题组还配合农业部农作物病虫害测报处制定出《全国棉铃虫预测预报及综合防治技术规范》，从此使棉铃虫预测预报及综合防治有章可循，改变了过去只靠打药的传统防治思路，使棉铃虫防治由单一的药防变成了综合治理。
　　正是在这种“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阵地”的信念支撑下，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后他主持研究“河南南阳小麦吸浆虫综合防治示范”，再次获得了1998 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他的团队承担的“我国棉铃虫地理型组成及兼性迁飞规律”获得了1999 年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07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八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农作物主要病虫害、农田草鼠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课题，获得了突出贡献荣誉证书和1999 年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他还把分子生物学、蛋白组学、生物化学等学科的先进理论技术应用于农业防虫研究，追踪国际先进科技前沿，取得了这一领域开拓性的进展。他总是身体力行，带领年轻人去创新，“咱也湿湿脚”是他介入新学科、新领域时的一句口头禅。
　　在郭予元身上，还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品格。各种科研成果报奖，作为主要贡献者，他往往都会提出各种理由把自己往后排，凡有合作人的奖项，他多数不是第一完成人。他说：“能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心协力取得成绩又推出新人，比给我几个第一都值。”
　　他当院士后，没有住到为院士安排的高知楼里，而是和大家一样住到了离单位有15 公里之远的小区，所里考虑他年纪大了，要为他配备专车接送，可他坚持乘公交车上下班，直到所里开通了班车，他才和大家一起坐班车。
　　在所里，连他的学生都说他“节约”。比如阴天下雨光线暗，为了节电办公室里也不肯开灯；炎热的夏天，也尽量少开空调；吃穿都很简单，但他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向灾区捐款一出手就是万八千元，平时资助贫困学生和有困难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他最爱说的一句格言是“赢得好射手的美名并非由于他的弓箭，而是由于他的目标”。他不为名利地位诱惑所动，面对压力愈挫愈强，都得益于50 多年前给自己定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改变祖国农业落后面貌而奋斗的目标。
　　这就是郭予元，一个中国农业科学家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