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福桢（1898-1995），我国著名的农业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我国近代农业昆虫学奠基人之一。他创建我国第一个药械实验所，又是农业昆虫学术团体的创建人之一，棉虫现代防治研究的先驱，对我国农业昆虫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吴福桢，字雨公，1898年8月18日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一个小商人家里。13岁初小毕业，不幸丧母，家境困难，父意让他辍学从商。吴福桢竟背着父亲考取了县城里的高小，他父亲只好同意他继续学习。1914年高小毕业。为了继续读书而又不增加家里经济负担，吴福桢报考了公费酌江苏省第一农校。该校校长过探先，曾留学美国，崇尚改革，教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他很快就被农业科学知识所吸引。吴福桢最感兴趣的是病虫害防治课，这不仅因为他少儿时期就喜欢昆虫，更重要的是他见过家乡虫灾过后农民望着颗粒无收的农田哭泣的惨景，从而促使他立下学好本领为农民驱除害虫的志向。自此，与昆虫结下了不解之缘。1918年农校毕业后，又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农科。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在民众爱国热情的感召下，他以“振兴农业达到国富民强”为己任，更加奋发学习。1920年他在南京高师农科毕业，因成绩优异留校当了助教。1921年南京高师改为东南大学，吴福桢利用工作之余，补修本科的课程，取得了本科的毕业文凭。1925年由东南大学保送，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深造，从事“中国半翅目昆虫分类”的研究。吴福桢在农校读书时就有搞昆虫分类的愿望。他对当时中国昆虫要外国人去定名这样的事感到耻辱。他想，中国地大物博，昆虫资源丰富，中国的害虫、益虫要由中国人自己鉴定。但他毕业后，一直没有从事分类工作的机会，这次才能如愿以偿。在留学期间，吴福桢负有强烈使命感，日夜苦学，首先很快就过了英语听、说的难关；以后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硕士论文。为了充实自己的基础理论知识，他还选修了细胞学、农业推广等课程，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学校图书馆和标本室的工作。当时每小时工钱仅20美分，同学们都说他得不偿失。但哪里知道，吴福桢打工不单纯是为了挣点钱以补贴生活费之不足，而他更想到我们国家对这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知识还不重视，还很缺乏，如今有机会多学一些有关知识，回国后一定大有用途。

在国外，他生活简朴，从不和别人比吃穿。当时伊利诺伊大学有各科留学生50余人，只有他一人是学昆虫学的，大家称他为“昆虫”，而且知道这位“昆虫”平时喜欢吃“二毛五”的西餐。其实，他不是爱吃西餐，而是西餐便宜；中餐每周只吃一次，作为改善生活。

1926年，经导师介绍，他参加了康奈尔大学昆虫系关于蚊虫幼虫分类的研究；1927年上半年又参加美国“农业部日本甲虫研究所”的生物防治工作。他承担室内繁殖寄生蝇，并到田野放蝇的任务，以考查寄生蝇在当地驯化情况。导师曾劝他：“你还是选定一个项目，集中精力读博士学位”。但吴福桢笑笑说；“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什么学位，我们中国农业科学还比较落后，我多方面学一些，回去可以更有用处。”后来他真的没有去读博士学位，1927年带着硕士学位证书和美国科学荣誉协会奖给的金钥匙，以及搜集的大量对农业科学发展有用的资料启程回国。并利用沿途一切机会，参观了华盛顿美国农部图书馆和芝加哥菲尔特自然历史博物馆。回国后，回江苏省昆虫局任主任技师、东南大学教授。他在国外所学一切，后来在国内几乎全部都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了作用。例如，1932年在浙江嘉兴县建立了治螟“寄生蜂保护室”；50年代他倡导建立江苏农科院昆虫标本室，特别着重农业昆虫生活史标本，闻名全国；晚年，由他提出建议，经农牧渔业部批准，建立了中国植物保护标本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调农业部植保处、农政总局任顾问，1956年参加中国农科院筹建工作，任技术组长。1957年吴福桢被错划为右派，调宁夏工作。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科所植保系主任，宁夏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宁夏科协主席。1980年调回北京任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植保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吴福桢1955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曾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国棉虫防治研究的先驱者

1920年吴福桢毕业时，正是江苏省沿海棉区棉虫成灾，棉产损失60一100％，棉农恐慌，纱厂面临因棉源断绝而停产的严峻时期，上海实业界人士穆抒斋，捐资1000元委托南京高师农科对棉虫进行研究。时值该校改组为东南大学。1921年，东南大学农科主任邹秉文选派吴福桢协助他的老师张巨伯，在南汇县老港镇设站开展研究。当年秋天发大水，棉田及试验地均被洪水淹没，试验无法进行。1922年，新成立的江苏省昆虫局与东南大学农科联合，委派吴福桢去南通县三余镇设田野实验室研究治虫。当时的主要灾害性棉虫是“金刚钻”，其次为“小地老虎”，前者棉农只见棉铃落地，铃上一如金刚钻钻过的小孔。据此农民叫它“金刚钻”；后者将棉苗咬断，故称“地老虎”。二虫均为当时俗称，沿用至今。棉农正在束手无策之际，大有晋公司派来治虫人吴福桢。大家见他身材瘦弱，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不禁产生了疑虑：他能干什么?!吴福桢脱去长衫，走访农户，再与农民一道下田。为了观察棉铃受害的过程，了解害虫活动的规律，他每天蹲在棉田，有时四五个小时不挪动。同时还把养虫的大口瓶带在身上，晚上睡觉放在蚊帐里，观察“金刚钻”的交尾、产卵习性。他的行动增强了公司和农民治虫的信心，于是便和他交朋友，称他“捉虫佬”。经过长期的室内外观察，他搞清了所谓“金刚钻”，是鳞翅目害虫，成虫黄昏时在棉株丛中飞舞交尾，产卵于棉株嫩梢，据此他提出“拍蛾、摘头、舍落花落果”的防除法。并给此虫起名为“金刚钻”。他还搞清了棉花苗期“地老虎”为害的规律，提出棉田“地老虎”有大、小两种，幼虫都是夜晚出来为害，天亮前躲到土块下等隐蔽处。根据这一习性，他提出堆草诱杀的措施，并将此措施推荐给大有晋公司，公司为此召开了治虫现场会传授技术，租种棉田的佃农欣喜非常。1922年9月7日南通日报以《大有晋公司驱除棉虫声》为题，报道说：“……大有晋公司技术员吴福桢长驻三余镇，从事研究而便考察……，经过多方研究取得最经济而易于实行之驱除法，农夫无不惊而实行之”。这一空前之盛会，是我国治虫史上第一个防治害虫的现场会。20多岁的吴福桢，冲破当时的世俗偏见，深入田间与农民结合，为民众办实事，并著成11万字的研究报告。这种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为后来人树立了榜样。也是他以后一贯崇尚实践，追求学以致用的起点。

他这次驻点3年，告别新婚妻子，离开东南大学优越的研究、学习与生活条件，在棉垦区生活条件艰苦，又没有实验设备的情况下，独立主持完成了这项任务，受到群众交口称赞。

我国病虫药械实验厂的创建人

吴福桢1930年任浙江省病虫害防治所所长时，提出研究害虫特性、杀虫药和杀虫器械要同时并举。他组建了农药研究室和器械研究室。1933年在中央农业实验所任病虫害系主任时，又坚持这一方针，成立药剂室与器械室，当时阻力较大，有人议论说这是“不务正业”，“研究病虫害本身的发生规律才是正业。”开始时，所长也不支持。他为了争取领导和群众的理解，经过一番准备，他选苍蝇特多的一个厕所用小喷雾器喷施除虫菊乳剂，红头苍蝇被药杀落地，死蝇盈寸。他请大家来看此奇效，所长惊叹不已，从此对杀虫药械的研究大力支持，但工作开创时又遇到另一困难，所有学病虫害专业的人都不愿做喷雾器研制工作。停顿多时，吴福桢的学生钱浩声挺身而出，自愿承担此重任。开创时，只有一间平房，一台车床，一位机械工，而钱浩声从此一生专心研制喷雾器，绰号“钱喷雾”。1933年中农所病虫害系与中央棉产改进所合作，研制成自动式、双管式两种喷雾器，应用烟草水棉油乳剂及砒酸铅农药，防治中央农业实验所附近菜田的菜青虫、菜蚜及猿叶虫，成效显著，深受农民欢迎。次年，南京城郊农民纷纷来中农所请求指导治虫，所里应接不暇。这一情况偶被住在附近的当时的农业部长见到，询知是农民争买杀虫药，国民政府部长请该所青年技术员傅胜发到他家喷药治果树害虫，大见成效。自此，各级领导及同事对研究药械治虫不再提出异议。1935年，南京紫金山松林松毛虫大发生，松林大片被毁，孙中山陵园管理处会同中农所及当地驻军9000余人，用人工剪杀毛虫400多担，但次年毛虫继续严重为害。吴福桢组织病虫害室技术人员，自制粘虫胶(用松香、蓖麻油、坎那巴，加虫蜡)18000余斤，涂刷松树主干基部26万株，阻止松毛虫上树，紫金山松树得免于灾，陵园风景得以保全。当时的陵园主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此特赠中农所一幅“扑除虫害”的匾额。这是我国早期用国产原料自制大批农药，用科学方法防治害虫获得显著成效的一大战役。吴福桢研究棉虫时发现，用美制商品砒酸钙防治棉大卷叶虫无效。30年代中期，组织人员研究，化学家孙云沛研制成“中农砒酸钙”，配成100—200倍液防治此虫，死亡率52—74％，当时生产1300公斤，在陕、滇、黔、甘、湘、浙、赣等省推广应用，据在四川射洪县观察，用此药治棉大卷叶虫，平均每亩增产籽棉43．5市斤，成效显著，农民信服。

1935年，美国洛氏基金会代表到中农所参观，对我国药械治虫的研究成绩甚为赞赏，分年补助44300元作为农药械专题研究经费，加强药械研究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中农所药械研究工作分两地进行：农药在成都由孙云沛、程喧生负责；药械在重庆由钱浩声负责，经费不足、设备简陋。为此，吴福桢四处奔走呼吁，农林部长沈鸿烈很快决定建立农林部病虫药械制造厂，吴福桢力争增加“实验”二字，说“实验与生产相结合才能更快出成绩、促生产”。沈鸿烈同意，于1944年在重庆江北良心桥建立“农林部病虫药械制造实验厂”，由农林部直接拨款主办，吴福桢任厂长。这一药械制造实验厂的成立，使我国病虫防治事业的发展开始跨上新的里程。   

最早昆虫学术团体“六足学会”创建者之一

我国最早的昆虫学术团体称“六足学会”，于1924年在南京成立。由当时江苏省昆虫局的技术人员和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有关专业的师生组成。推举张巨伯先生为会长，会员有吴福桢等20余人。当时为了筹集学会的活动经费，曾组织养蜂改进社，企图自力更生，以社养会。但因抗日战争爆发，蜂群全被窃走，未能如愿。为解燃眉之急，张巨伯、吴福桢，将在兼职大学教书的工资全部捐赠“六足学会”，作为培养人才的基金。1944年，吴福桢、邹钟琳等，函约全国各地昆虫学同道，如张巨伯、邹树文、蔡邦华等联合申请，经由当时的社会部批准，于1944年10月2日在重庆成立“中华昆虫学会”，吴福桢任第一届理事长。1947年，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年会，他连任理事长，并于同年创办《中华昆虫学会通讯》季刊。学会还编辑、编译收藏国内外昆虫学文献，设昆虫学图书馆，并着手筹建昆虫学会永久会址作为“虫人之家”，地址设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内。当时，资金靠学会自己筹集，经会员们共同努力，1944—1948年共筹得350万元法币，后因通货膨胀，法币贬值，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吴福桢为了促进昆虫学的发展，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并亲自撰写论文。他在第二届年会上发表《30年来我国治虫研究之重要成就》，对中国的飞蝗、稻螟、七大棉虫、仓虫、桑虫、松毛虫及主要蔬菜害虫的害情、生活习性及防治方法研究等作了总结性论述；并在《昆虫学会通讯》二卷二期上发表“我们的工作实已获得农民深切的信仰”作为序言，以促进我国昆虫学及害虫防治学的发展。1951年9月6日，中国昆虫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吴福桢任第一届理事。

为开创我国西北植保事业作出了贡献

吴福桢踏入农业科技大门已经80余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历尽沧桑，但可贵的是，他从不计较个人名利。1957年吴福桢被错划为右派，降二级调宁夏工作，年已60，却遭此劫难，许多亲朋好友为之难过，老伴想到将去的陌生的大西北，也不禁凄然落泪。但他安慰大家说：“要相信党，我的问题一定会有个公正的结论。我大半辈子都在内地工作，这次到宁夏，可以把西北的情况弄弄清楚，能为边疆老百姓做点事，这是我的运气。”出乎宁夏人民意料之外，他们迎来的不是精神沮丧、寡于言笑的人。恰恰相反，这位老人思维敏捷，精神饱满，谈笑风生，具有要干一番事业的人特有的朝气。同30多年前到三余镇时一样，他放下行装就迫不及待地了解情况，着手准备开调查会、下基层普查农业病虫害的情况。他竟不先安排一下生活就又着魔似地工作起来。这一切被当时宁夏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程焕卿看在眼里，他赞赏吴福桢对事业的一片丹心。经过宁夏农业厅的努力，并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很快为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并任命他为植保系主任；对他的家庭也作了安排，并给予适当照顾。吴福桢没辜负宁夏人民对他的信任与期望。他在宁夏坚持工作20年，带领植保系全体科技人员开展“宁夏农业昆虫基本调查”课题研究；对当时宁夏特产“枸杞”生产中的严重病虫——枸杞实蝇，以及小麦锈病、小地老虎等主要粮食作物病虫害，亲自组织人力进行研究。特别是经过周密计划和大量的野外采集工作，筹建了拥有22个目，‘176科1500多个种，具有宁夏特色的农业昆虫标本室。他还累积了大量资料，主持编绘了宁夏农业昆虫(彩色)图谱两集。在工作中，他总是身先士卒，跋山涉水，不知疲倦、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现场采集标本，取得第一手资料。《银川平原昆虫区系特点》等论文，在学术刊物发表，为我国生物资源调查和动物地理区划填补了宁夏地区的空白。他主持的《宁夏农业昆虫基本调查》课题，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在我国科技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者”奖状。他是蒙受不白之冤，受了处分后来到宁夏工作的，但他没有灰心丧气，也从不怨天尤人，仍以满腔热忱、全神贯注地干了20年。他种的树已经成林，他培养的人已经成为农业昆虫界的骨干，他为之奔走呼吁，用心血筑建起来的农业昆虫标本室和许多著述，包括他荣辱不屈，对事业执著追求的精神，都给宁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耄耋之年  编写蜚蠊志

1973年，中国科学院在广州召开会议，商讨组织全国专家编写《中国经济昆虫志》，会上76岁高龄的吴福桢，毅然承担了有重要经济意义但无人愿意接受的蜚蠊目和直翅目蟋蟀总科两卷的编写任务。1980年，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了便于他完成经济昆虫志的编写任务，吴福桢又被调回北京，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工作。这位年过古稀的科学家，又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他不辞辛劳，到全国各大标本馆主要现场征集和采集标本、查阅文献；还招收了以蜚蠊与蟋蟀分类为题的两名硕士研究生。1981—1988年，年近90高龄的吴福桢，还陆续发表了中国蜚蠊与蟋蟀方面的论文15篇；他还参加青藏高原科学丛书《西藏昆虫》的编写工作，在该书的第一册中发表了蜚蠊目(包括鳖蠊科、蜚蠊科、弯翅蠊科)和直翅目蟋蟀科的文章；他和冯平章在《昆虫分类学报》上发表了《云贵蜚蠊目三新种》(稠斑真地鳖Eupolyphagadensiguttata，贵州歪尾蠊Symploce guizhouensis，乳突歪尾蠊S．mamillatus)等文章，引起英、美、日、匈、捷、加等国同行的兴趣，来函索要论文进行交流。1986年，中国科学院主持的青藏高原隆起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吴福桢是《西藏昆虫》作者之一，获荣誉证书；1988年他主持的我国室内蜚蠊种类分布调查及新属新种发现项目，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他还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蜚蠊目的编写工作，担任《农业百科全书》昆虫卷主编，及近代昆虫学史的编写工作。这些工作对年富力强的中年人来说，已经超负荷了，何况他现在已经是93岁高龄的老人。

吴福桢早年从事教育事业，曾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南京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无锡教育学院、浙江大学等任教授。他对青年循循善诱，以身作则，引导青年学生刻苦学习，崇尚实践。他培养的学生现在多为知名教授。吴福桢为开创我国农业昆虫事业，奉献了一生，直至90高龄，还执著工作。他常说：“工作是我一生最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