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事：

大家上午好！

我叫郭大庆，是郭予元院士的第三个孩子。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首先，我谨代表我的家人，感谢中国农科院，感谢植保所，为我父亲诞辰90周年隆重举办此次铜像揭幕仪式和学术研讨活动。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6年时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今天，我想谈谈他在家教家风方面对我的影响。

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到大，父亲几乎从来没有对我进行过简单说教，更多的是用以身作则的言行，激励我，鞭策我。父亲不是党员，但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农大毕业时，在能留校任教的情况下，不为名位所诱惑，在分配志愿书上毅然写下“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随后的30年里，他把青春、事业、家庭，全部献给了党，献给了大西北。在那里，他从那些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的岁月里一步步走来，最终做出了卓越的科研成就，这些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对我后来的工作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文革期间，工作条件艰苦，许多人不求上进、人浮于事，但我从没见过父亲产生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的情绪。父亲对工作极端刻苦钻研和吃苦耐劳，有一次我见到父亲打着赤脚，卷着裤腿从校农场回来，腿上长满了脓包，原来他是为了研究当地稻瘟病的防治方法，连续十几天在水田泡着搞田间调查，每天一泡就是四五个小时，稻田里施的化肥、农药，让他的腿上皮肤过敏。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是每天走十多个田块观察分析水稻病情变化，从未间断过。这中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深深鼓舞着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

有一段时间我看见父亲天天早出晚归地在实验室里养虫子，我虽不知他养虫有什么用，但见他如此全身心的投入，便意识到这件事对他的科研工作很重要。突然有一天，他回到家心情非常沮丧，带着难以抑制的失落告诉我们他的虫子都死光了。这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从来没见过父亲因为任何其他事情如此难过，足以见得，他的科研工作在他心中是多么的重要！

那时我家吃饭是食堂限量供应，我们一家五口人，每顿饭限量只有一斤二两。父亲工作繁忙，等到他最后一个吃饭时，往往已经所剩无几。但他从来没有任何埋怨，扒啦完几口剩饭后，就又去工作了。虽然经常吃不饱饭，但这丝毫不影响父亲投身工作的热情。

文革后期，父亲潜心钻研数理统计，那时没有计算机，他便买来成笸箩的黄豆，在几百几千粒豆子上写上数字来进行数理统计研究。父亲在植保专业方面，学识渊博，功底深厚，他能把昆虫绘制得栩栩如生，连每根刚毛、每条纹理都画得细致入微、活灵活现。他在宁夏农科院工作期间，与高兆宁老师合作绘制出版的《宁夏昆虫图谱》曾获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至今仍受到同行高度赞誉。

父亲动手能力极强，在我小的时候就常看到他经常给人家修手表、修闹钟什么的。受父亲的影响，我也喜欢修理东西，记得有一次我对家里马蹄表产生了兴趣，在家里没人时我偷偷拆开了琢磨，没想到一下把那马蹄表拆得散了架，这可把我吓坏了，心想父亲回来一定会训斥我一顿，因为在当时，马蹄表也属于家里贵重物品呢。可没想到父亲回来并没有训斥我，相反，他让我搬凳子坐在旁边，一步步教我怎么修理，这使我的动手能力信心大增。后来我也学会了修钟表，还学会了修自行车，修缝纫机等，这些技能在我的生活中都派上了用场。

1982年，因父亲在宁夏期间突出的科研业绩和当时国家“科教兴国”的重大需求，他被调来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继续从事他热爱的植保科研事业。功夫不负有心人，此后的十多年里，父亲的科研工作硕果累累，2001年，父亲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评上院士后，父亲并没有停下他科研工作的脚步，反而更加忙碌了，在继续科研攻关的同时，还付出大量心血培养青年人才。在我印象中，父亲八十岁之前，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是早晨七点半准时到办公室，是全所最早到岗工作的人之一。多年锲而不舍的忙碌付出，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父亲从事科研工作，而我报考了艺术院校，最终从事了美术专业，但父亲不计个人得失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着我、影响着我，使我在工作中也养成了爱岗敬业的工作品德。在我参加工作的40年间，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发挥专业特长和对音体美的爱好，参与单位组织的各类文体活动，跳舞、唱歌，打球、赛跑、画画、设计等等，为单位的文化建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从事以上工作时，我从未有过怨言和计较个人得失，这一切，都得益于父亲的影响和家风的熏陶。

父亲多奉献、少索取的优良品质深深地影响着我，如果没有父亲的榜样作用，我不可能掌握这么多生活技能，也不可能始终怀着一颗淡泊名利的心。我永远感恩父亲对我一生产生的深远影响。希望植保所年轻的科学家们，也能够学习他事业为上、不计得失、甘于奉献的精神，在科研道路上行稳致远，为我国绿色植保事业不断做出贡献。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