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适逢邱式邦院士诞辰110周年。根据院党组《关于弘扬新时代农科精神的实施意见》的要求，我们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梳理、总结、提炼了邱院士的科学贡献、治学精神和学术思想，以此纪念邱院士诞辰110周年。
一、邱式邦院士的科学贡献
邱式邦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农业昆虫学家、植物保护学家，农业害虫综合防治、生物防治学科的开拓者，植物保护工作方针“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创立者，《中国生物防治学报》的创刊人。
1911年10月1日，邱院士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1935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今上海理工大学）生物系。大学时代，他在老师的熏陶下对昆虫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6年，他进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担任病虫害系技佐。在那段颠沛流离的烽火岁月里,他努力钻研求索，在蝗虫、松毛虫、玉米螟等重要农林害虫的防治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首创了“毒饵治蝗”新技术和“树干涂药”防治松毛虫新方法。1948年，为系统学习国际先进的治蝗理论，他考入英国剑桥大学深入研究蝗虫生理学。
1951年，他学成回国，便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在此后长达60年的科研生涯中，邱式邦院士在降服千年蝗害、防治玉米头号害虫玉米螟、创新植物保护理论、推动生物防治学科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突出成就。上世纪50年代，他首创了“蝗虫三查”和“代耕制度”，示范推广“毒饵治蝗”新技术，蝗虫猖獗危害得到有效扼制，开创了中华民族控制千年蝗害的科技壮举，为保障新中国建设初期的粮食安全和新政权的稳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获得“新中国治蝗英雄”的美誉。60年代，面对玉米头号害虫玉米螟的广泛为害，他再次迎难而上、担当重任，首创农药颗粒剂防治玉米螟，在全国玉米产区迅速推广应用，挽回玉米产量损失10％-30％，为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再立新功。70年代，面对长期过量使用化学农药所导致的一系列矛盾，他高屋建瓴地总结提出“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工作方针，指出了植物保护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80年代后，年逾七旬的邱式邦院士把工作重心倾力放在推动发展我国的生物防治学科建设方面，在全国建立了第1个生物防治研究室，创办了国内第1个生物防治学术期刊《中国生物防治学报》，担任主编23年，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物防治学科的发展。
邱式邦院士毕生致力于害虫防治的研究，从早年的害虫发生调查与控制方法研究，到开展化学防治、综合防治、生物防治研究，探明了飞蝗、土蝗、松毛虫、玉米螟、大豆害虫、甘蔗害虫等多种重大农林害虫的为害发生规律、预测预报方法、简便易行的综合防治技术，引领着新中国植物保护科技的研究方向，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植保科学事业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卓越贡献。曾先后荣获农业部爱国丰产奖、全国科学大会先进个人奖、全国劳动模范金质奖章、法国农业部功勋骑士勋章、国务院表彰嘉奖、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三农”模范人物、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植物保护终身成就奖”等荣誉。
二、邱式邦院士的治学精神
邱式邦院士创造的科学成就铸就了我国植物保护科技领域的一座座丰碑，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尊重和敬仰。邱院士为国、为民、为农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是“情系三农、勇于担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扎根基层、求真务实，潜心科研、攻坚克难，包容并蓄、团结协作”的“植保所精神”的生动诠释。正是邱院士等老一辈科学家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扎根，立足生产实际，攻克一道又一道科技难题，推动我国农作物病虫害防控科技不断取得进步。邱院士虽已离开我们10余年，但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精神是植保所的宝贵精神财富，需要一代又一代植保所人继续发扬光大。
一是为国分忧、为民解愁的家国情怀。邱式邦院士以治虫安邦为己任，始终把国家需要、农民需要作为自己的科研目标和毕生追求。早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中国, 连年的蝗灾让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深重灾难之中，治蝗成为百姓民生的大难题。邱式邦院士正是在这种危难之时，开始走上治蝗事业的荆棘之路。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也恰逢邱院士38周岁生日，他虽身处异国，但却时刻关注着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一天，他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阅报室，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中国采用飞机喷洒‘六六六’在黄骅开展治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是多么的了不起！”这短短的一句话像是五星红旗的召唤一般，顿时燃起他的满腔热血，让他迫切想要回国参加建设。1951年9月底，他毅然决定放弃剑桥的学习生活，历经辗转颠簸，途经香港回到了阔别数年的祖国，立即投身新中国蝗虫防治研究第一线。
二是深入基层、甘于奉献的敬业精神。邱式邦院士把“深入生产第一线，解决实际生产问题”作为自己一生工作的座右铭。1951年，邱院士回国后，放弃了本可以继续从事蝗虫基础理论的研究，一头扎进了工作环境艰难、生活条件困苦的蝗害灾区，把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安置在条件最为艰苦的农业治蝗生产第一线。当时，他带着团队在蝗灾区长期蹲点，住的是破庙，坐的是马车牛车。蝗害区常年缺水，他们一盆水用一天，早上洗脸、中午擦汗、晚上留着洗脚。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邱士邦院士彻底摸清了蝗虫的行踪规律，研究提出了消灭飞蝗的一系列技术措施，把飞蝗发生面积从每年四五千万亩压缩到百万亩，实现彻底根治蝗灾的夙愿。
三是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的学术风范。邱式邦院士经常教导研究团队成员：“任何一个试验都必须认真对待，计划要认真，方法要合理，各种手段配合要得当。”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找到农药液剂灌心防治玉米螟效果不稳定的关键问题，他深入生产一线细心观察玉米螟的为害习性，获取准确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探明了在玉米打苞抽雄前，绝大部分玉米螟幼虫生活在玉米心叶的缝隙内，是防治螟害最有利的时机和位置。经过反复试验，比较液剂和颗粒剂施用后在玉米心叶中位置的变化,证明农药颗粒剂的杀虫效果明显优于液剂，攻克了传统方式药剂灌注玉米心叶残效较短的科技问题。邱式邦院士认为，“在综合防治工作中，要总结提高生产实践中行之有效的老办法，也要不断创新，研究推广有发展前途的新措施。”在总结实践基础上，邱院士创新了“蝗虫三查”和“代耕制度”。其中，“蝗虫三查”方法，使当时全国投入治蝗的劳动力大幅减少了80％，开创了我国害虫预测预报之先河，为日后新中国害虫预测预报体系的建立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四是爱才育才、甘为人梯的高尚品德。从化学防治到生物防治的观念变化，是邱式邦院士植物保护研究思想的重大飞跃。他七旬高龄后，再次出征，四处奔走，宣传生物防治重要性，创建了生物防治研究室、《中国生物防治学报》等科研平台，为推动生物防治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奠定了必要基础。此外，邱式邦院士积极培养提携后学，在他深入实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引导下,先后成长起李光博、周大荣、王韧、万方浩等一批卓有建树的专业人才,为培养我国植物保护科学高层次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邱式邦院士的学术思想
邱式邦院士在70余年病虫害防控研究生涯中形成的学术思想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引领我国植物保护科技研究方向的一盏明灯。
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科技服务生产”的学术价值观。邱式邦院士回国不久就到蝗区调查并驻点研究，在了解飞蝗发生和防治的实际情况后，深深感到国外的研究虽然对我国蝗虫防治有帮助，但要解决中国的蝗虫问题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研究，不能照搬外国的一套。他说：“农业科学工作者，首先必须解决实际问题，研究不结合实际，不结合生产，就一无所成，更谈不到提高。理论研究肯定是要做的，但理论研究的课题，必须从实际中得来，最后又必须为生产服务。” “毒饵治蝗”新技术和“蝗虫三查”新方法，正是针对当时药剂缺乏和治蝗效率低下的实际国情而创新的成果。
二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整体系统观。早在 20 世纪30 年代，邱院士就结合多年科学实验经验，提出了害虫防治应树立“防重于治”的观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针对国内外害虫防治过度依赖化学农药的问题，他敏锐地认识到，必须深入研究探讨我们未来的植物保护技术策略。他说，“从整体出发，全面考虑和解决植保问题。”“必须打破只有植保人员搞植保的老框框, 加强‘一盘棋’的思想。植保工作者要和育种、栽培、土肥、水利、农机、农药等各行各业共同研究解决病虫害防治问题。”他提出的“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物保护工作方针，正是他长期战略思考的思想结晶。
三是“自然防治、生物防治”的生态文明观。从化学防治到生物防治的观念变化，源自邱式邦院士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刻认识。他说，“沿海大面积的荒地、旱涝灾害、湖河水位不稳定、砍伐森林、不合理的垦荒、过度放牧都能造成蝗虫大发生的环境。所以，解决蝗虫问题要采用综合治理措施，保护生态，改善环境，使它不适合蝗虫的生长。”“为了减轻化学农药对环境的污染，消除对害虫天敌造成伤害的弊端，应加强生物措施来控制蝗虫。”早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邱院士在害虫防治工作中，就十分重视自然天敌的重要作用，试图通过提供适生环境和利用人工饲养增殖释放天敌等途径，达到提高天敌控制害虫的作用。他表示，“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块绿色净土”。这在我国早期生物防治技术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认识。
当前，我们已经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建设世界农业科技强国责任在肩。让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纪念邱式邦院士诞辰110周年为契机，大力弘扬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和崇高品质，自觉践行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为实现院所“两个一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